第一重點 · 回憶錄全文
《沉默與風骨》
一位知識份子的責任與自白|吳瑞北教授回憶錄。以下依原稿章節編排,供讀者閱讀。涉及公共事件的敘述為回憶錄作者觀點,非本站獨立查證結論。
回憶錄 · 01 / 12
總序|一個知識份子的長路
這不是一本成功學的書。
它沒有告訴讀者如何快速致富,
也不販售簡單勵志語錄。
這是一本關於一個人如何走過時代、走過制度、走過榮譽與爭議,而仍努力對自己誠實的書。
作者出身台南,年少以優異成績進入台灣最高學府,後在學術研究上建立國際聲望,成為世界級工程學者;其後歷任國家科技政策職務、法人機構領導者、國際專業組織代表,並在不同階段參與台灣公共事務。
若只看履歷,這已是一條少見的成功道路。
但本書真正動人的,不是履歷。
而是當一個人擁有聲望之後,是否仍願說真話;
當一個人可以安靜退場時,是否仍願承擔代價;
當世界愈來愈喧嘩時,是否仍守住內心尺度。
作者的一生,跨越學術、科技、產業與公共領域,也經歷台灣從成長、開放到轉型焦慮的數十年。
因此,這不只是個人回憶錄。
它也是一代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側寫。
在這本書裡,讀者會看到成就,也會看到反省;
會看到堅持,也會看到孤獨;
會看到風暴,也會看到一個人在風暴後如何回望自己。
我們相信,真正值得閱讀的人生,從來不是沒有爭議的人生,而是願意在爭議中仍保持誠實的人生。
這正是《沉默與風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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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南少年到台大第一名
我出生於台南。
那是台灣南方一座有歷史感的城市。街道有舊時代的紋理,人情有濃厚溫度,也有一種樸實而安靜的競爭精神。
我的成長年代,台灣仍在快速轉變之中。許多家庭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教育是最可靠的向上道路。對不少像我這樣的孩子而言,讀書不只是個人選擇,更是一種責任。
我從小喜歡思考,也習慣與問題較勁。
有些人擅長表達,
有些人擅長交際,
而我較早發現,自己與抽象思考、數理推演之間,有一種自然親近感。
於是,我把許多青春歲月投入課本與習題,也投入對世界秩序的好奇。
一、南一中的競爭歲月
1975年,我自台南一中畢業,以全校第一名成績完成高中階段學業。
那不是一個容易取得的名次。
南一中向來人才薈萃,競爭激烈。能在那樣環境中名列第一,代表的不只是考試能力,也是一種長期穩定、自我要求與心理素質。
多年後回看,我並不特別沉醉於「第一名」這三個字。
真正重要的是,那段歲月訓練了我:
面對壓力時仍保持專注;
在競爭中不失節奏;
把短期表現建立在長期紀律之上。
這些能力,比名次本身更有價值。
二、進入台大電機系
高中畢業後,我進入台灣最高學府——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那是台灣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一個讓年輕人迅速理解何謂高手如林的環境。
在那裡,你很快知道:
過去在地方上的優秀,到了全國舞台,只是起點。
我很珍惜那段求學歲月。
台大電機讓我接觸到更嚴謹的訓練、更高強度的競爭,也讓我開始真正思考:知識不只是應付考試,而是探索未知的工具。
三、1979年全系第一名畢業
1979年,我以全系第一名成績自台大電機系畢業。
若說南一中第一名,是地方菁英的證明;那麼台大電機第一名,則意味著在全國最頂尖理工人才之中脫穎而出。
這項成績帶來肯定,但也帶來另一種責任:
你開始被期待不只會考試,還能做出真正的學術貢獻。
而我也逐漸明白,人生若只停在成績單,終究太薄。
真正的挑戰,在畢業之後才開始。
四、1982年直攻博士
在學術道路上,我選擇繼續前進,並於1982年直攻博士。
那是另一種世界。
若說大學重在吸收知識,博士訓練則要求你創造知識。
老師不再只給答案。
課本不再足夠依靠。
真正重要的問題,往往沒有標準解。
你必須在不確定中摸索,在孤獨中思考,在懷疑中前進。
這樣的訓練,塑造了一個研究者真正的骨架。
五、陳俊雄教授與學術啟蒙
我有幸在陳俊雄教授指導下進行博士研究。
一位好的指導教授,不只是傳授技術,更會影響學生看待學術的方法與標準。
在其指導下,我投入理論研究,提出變分互作用理論,並與團隊共同推進相關成果。
對外行人而言,這或許只是陌生名詞。
但對研究者而言,每一項理論突破背後,都代表長時間的閱讀、推導、失敗、修正與再出發。
學術成就很少來自靈光一現。
更多時候,它來自長期紀律與反覆鍛鍊。
六、引領台灣學術國際化
我所處的年代,台灣學界正逐步走向國際。
早期台灣學術環境相對封閉,國際連結有限。許多研究者努力把本地研究推向世界舞台,也把國際標準帶回台灣。
我有幸參與其中。
那不是個人英雄故事,而是一整代學者共同努力的成果:讓台灣學術不只在島內循環,而能與世界對話。
若說我的世代做對了什麼,其中之一便是:
相信台灣的研究,可以站上國際舞台。
七、2025年的回望
多年後,當年博士論文相關團隊研究成果,於2025年被選為台大百大貢獻成就之一。
對我而言,這份肯定有特別意義。
因為它證明學術真正的價值,不在一時掌聲,而在時間淘洗後仍被看見。
有些成果當下未必轟動,
但若經得起歲月,它終會說話。
這比任何短暫聲量都珍貴。
八、從成績到人格
回望年少時的第一名,我已不再把它視為人生核心。
第一名會過去。
紀錄會被刷新。
後來者會出現。
真正留下的,是那段歲月塑造的習慣:
認真。
自律。
追求標準。
不輕易向困難低頭。
也許正因如此,日後在人生其他戰場上,我仍習慣對問題追根究柢,不願以含糊交代自己。
九、寫在本章最後
若問我,台南少年一路走到這裡,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不是名次。
不是光環。
不是履歷上的漂亮紀錄。
而是我知道:
一個人若願意長期努力,
出身並不決定終點;
環境也不必限制高度。
而這個信念,陪我走完後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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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博士之路與台灣學術國際化
人生有些階段,是證明自己會學習。
也有些階段,是學會面對未知。
對我而言,大學以前,乃至大學時代,多半屬於前者。只要肯努力,知識多已有前人整理好的道路;題目雖難,答案終究存在。
博士階段則完全不同。
那是一條沒有地圖的路。
你不能只重複別人的理解,
不能只熟悉既有教材,
也不能只靠勤奮取得真正突破。
你必須進入未知,並在未知之中建立自己的判斷。
這是我學術生命真正開始的地方。
一、從優秀學生到真正研究者
進入博士階段後,我很快明白一件事:
過去擅長考試的人,未必自然擅長研究。
考試重在快速理解、正確作答與穩定表現。
研究則要求提出問題、忍受挫折、長期摸索,甚至承受多年沒有明確成果的孤寂。
許多優秀學生,習慣被明確標準衡量。
研究者卻常在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裡工作。
這種轉變,對任何人都是挑戰。
我也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從追求正確答案的人,變成敢提出新問題的人。
二、陳俊雄教授的影響
我有幸在陳俊雄教授指導下接受訓練。
一位真正的老師,不只是傳授技術,更塑造學生面對知識的態度。
有些老師教你怎麼做題目;
有些老師教你怎麼做學問。
後者更難得。
在其指導下,我逐步理解學術工作的核心,不在炫技,也不在追逐表面名聲,而在於是否真正推進人類理解的邊界。
這種要求很高,也很嚴格。
但高標準,往往才是對學生最大的尊重。
三、提出變分互作用理論
博士研究期間,我投入理論領域探索,提出變分互作用理論,並與研究團隊共同深化相關成果。
對外界而言,理論研究常顯得抽象。
看不見機器運轉,
看不見產品落地,
也不像應用成果那樣容易展示。
但許多重要進步,恰恰奠基於抽象理論。
理論像地基。
地面上的建築再華麗,若無穩固基礎,終究難以長久。
我始終尊敬理論工作者的沉默與耐心。因為他們往往在最少掌聲之處,做最根本的事情。
四、研究的真正日常
外界常把研究想像得浪漫。
靈感乍現。
重大突破。
論文發表。
受到肯定。
實際上,研究生活多半不是如此。
它更像:
長時間閱讀。
反覆推導。
無數失敗。
發現漏洞後重新開始。
在懷疑中持續前進。
很多成果,看似是一篇論文,背後其實是多年耐性。
這種訓練對人格也有影響。
它教會人謙卑。
因為自然界與真理,從不因你自信就讓步。
五、台灣學術開始走向世界
我所處的年代,正是台灣高等教育逐步國際化的重要時期。
早年台灣學界受限於資源、語言環境與國際網絡,與世界主流學術圈仍有距離。許多優秀學者開始努力打開這扇門。
我們這一代人深知:
若只在本地互相肯定,學術難以真正進步。
若不能接受國際檢驗,研究標準便容易停滯。
因此,走向國際不是虛榮,而是必要。
投稿國際期刊。
參與國際會議。
建立跨國合作。
讓世界知道台灣也能產出高品質研究。
這些如今看似理所當然的事,在當年都需要一代人的推動。
六、語言與自信的雙重門檻
今天的年輕學者,也許較難想像早年處境。
當時不只資源有限,語言也是門檻。
許多研究者專業能力極強,卻因英文表達、自我推介或國際人脈不足,難以被看見。
因此,學術國際化其實不只是技術問題,也是心理問題。
你是否相信自己值得被世界聽見?
你是否敢把成果放到最高標準下競爭?
你是否願意接受外界批評,而非只在熟悉環境中被讚美?
這些問題,對一個社會同樣重要。
七、被時間證明的成果
多年後,博士論文相關團隊研究成果於2025年被選為台大百大貢獻成就之一。
對我而言,這份肯定之所以珍貴,不只是榮譽本身。
而是它來自時間。
短期掌聲可能受潮流影響,
一時聲勢可能由宣傳塑造。
但數十年後仍被記得,往往表示成果確實留下痕跡。
學術世界最公正的評審之一,就是歲月。
八、研究者的責任感
博士訓練也讓我形成一種性格:凡事追問根據。
看到結論,會問證據在哪裡。
聽到說法,會問邏輯是否一致。
面對權威,會問理由是否充分。
這種習慣後來帶進人生其他領域。
它有時使我顯得不夠圓融,
也有時讓我在爭議中難以裝作沒看見問題。
但若要我重選,我仍珍惜這種訓練。
因為它讓人不輕易向含糊低頭。
九、知識不是裝飾品
我一直認為,知識若只用來增加頭銜,價值有限。
真正的知識,應提升判斷力。
讓人更接近誠實。
更尊重證據。
更能承受複雜世界的不確定。
若一個人學歷愈高,卻愈逃避事實、愈依附權勢,那只是受過訓練的聰明,未必是知識份子。
這一點,我愈到晚年愈有感觸。
十、寫在本章最後
若問我博士歲月留下什麼?
不只是學位,
也不只是論文成果。
它留下的是一種做人方式:
面對問題,要追根究柢;
面對真理,要保持謙卑;
面對權威,要敢於發問;
面對自己,要誠實。
而這些,比任何證書都更耐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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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接替張善政,進入國家科技治理核心
——從高速運算到國家科技戰略
一、1998年接任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
1998年,我接任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
這個職位表面上是研究機構主管,實質上承擔的,是國家高效能運算基礎建設的重要責任。
在當時,全球科技競爭已逐漸進入資訊化與網路化時代。高速運算能力不再只是學術象徵,而是國家科研、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力的核心條件之一。
我接任後即判斷:
若台灣只把高速電腦視為單一設備,格局太小。
真正的戰略方向,應是將運算能力與全球研究網路連結。
二、把國際高速研究網路列為重大任務
因此,我任內將國際高速研究網路列為中心重大任務之一。
這項決策的意義,在今天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但在當時具有前瞻性。
因為未來科研競爭不只是誰擁有機器,
而是誰能更快連結全球知識與合作資源。
高速研究網路意味著:
- 與國際研究機構即時協作
- 大型資料快速交換
- 跨國科學實驗同步進行
- 台灣研究者直接進入世界級平台
這使台灣科研環境從島內資源邏輯,逐步轉向全球連結邏輯。
三、台灣算力進入全球 Top500 第76名
在任內,我也推動提升台灣高速電腦整體算力,使我國系統進入全球 Top500 排名,第76名。
對外界而言,排名只是數字。
但對科技治理者而言,那代表的是:
- 國家基礎科研能力提升
- 高效能運算人才養成
- 國際能見度增加
- 科學研究與產業研發的共同底座成形
很多國家科技競爭的勝負,往往不是在媒體版面,而是在這些基礎能力上悄悄決定。
四、2002–2004 出任國科會企劃處處長
2002年至2004年,我出任國科會企劃處處長。
若說高速電腦中心負責科技基礎建設,企劃處則更接近國家科技政策總控台。
在這裡,我所面對的,不是單一單位,而是全國科技發展資源的整體布局。
其核心工作包括:
- 全國科技預算規劃
- 重大計畫審議
- 執行績效考核
- 中長程科技政策設計
- 部會資源整合協調
涉及規模達上千億元等級。
五、科技預算占 GDP 比例顯著提升
在兩年任內,台灣科技預算占全國 GDP 比例,從 2.20% 提升至 2.42%。
這不是冷冰冰的財政數字,而是國家選擇未來方向的指標。
當一個社會願意提高科技投資比例,代表它願意:
- 把未來放在知識與創新上
- 用長期競爭力取代短期消耗
- 相信人才與研發能創造下一波成長
預算本身不是目的,
但它反映一個國家的價值排序。
六、大幅推動國家型計畫
任內我也積極推動多項國家型計畫。
我始終認為,面對全球科技競爭,零散資源投入不足以形成突破。國家必須在關鍵領域集中力量,建立跨部會、跨學界、跨產業的整合機制。
國家型計畫的意義在於:
把分散的優秀,轉化為集體競爭力。
這也是後來台灣在若干高科技領域能持續保持優勢的重要治理方法之一。
七、從研究者到資源配置者
這段經歷讓我深刻理解一件事:
研究者追求真理,
治理者則必須決定有限資源如何支持真理的追求。
這兩種角色都重要,但難度不同。
因為做研究,只需對學理負責;
做政策,則要同時對社會、預算、時程與結果負責。
八、國家競爭力的真正本質
很多人以為國家競爭力來自少數明星企業。
我在治理現場看到的答案更深一層:
它來自長期累積的制度能力。
是否願意投資研發?
是否能整合人才?
是否有能力做長線規劃?
是否在政局變動中仍守住科技方向?
這些問題,遠比一時口號重要。
九、我最珍惜的不是職稱
若回看這段歲月,我最珍惜的並非頭銜。
而是曾在台灣關鍵發展階段,有機會參與科技國力的建設工程。
能把專業轉化為公共成果,對一位學者而言,是難得的人生機會。
十、寫在本章最後
很多工作做完當下,外界未必看見。
網路建好了,大家習以為常。
算力提升了,少有人追問來歷。
預算成長了,數字很快被新年度取代。
但國家的未來,常正是由這些安靜工程所累積。
而我有幸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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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策會執行長——推動九家公司創業的年代
——以及十五年的產學聯盟工程
一、離開職位之後,真正的影響力才開始
很多人把成就與職位畫上等號。
彷彿離開官位、卸下頭銜之後,一個人的影響力也隨之結束。
我從不這樣看。
職位只是暫時平台。
真正能長久發揮作用的,是專業、公信力與整合能力。
也因此,在離開若干行政職務之後,我仍持續思考:如何讓台灣科技界形成更有系統的合作力量。
二、2011年推動成立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自2011年起,我開始推動成立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這項工作的出發點很簡單:
台灣在電子、通訊、半導體、高速傳輸、封裝與系統整合等領域具備強大產業基礎,而其背後核心知識之一,正是電磁學。
然而,學界研究能量與產業需求之間,往往仍有落差:
學界有成果,未必對接產業問題;
產業有需求,未必知道如何串連學研資源。
若能建立平台,雙方都將受益。
三、集合全國電磁學界共識
這並非單一學校即可完成之事。
我投入大量心力,整合全國電磁相關領域學者,凝聚跨校共識,讓不同專長、不同世代、不同校系的研究者,願意站到同一平台上合作。
這類整合工作看似無形,其實最難。
研究者各有專業。
學校各有制度。
團隊各有文化。
若缺乏公信力與共同願景,合作常停留在口號。
我珍惜的是,大家願意相信這件事值得做。
四、由我代表向業界募款
聯盟運作需要資源。
多年來,由我代表聯盟,每年向數家業界募款,支持研究推動、人才培育與跨校合作計畫。
這件事對我而言別具意義。
因為企業願意支持,不只是出於人情,最終仍是相信:
這個平台有價值,
這群人做得出成果,
這件事對台灣未來有幫助。
信任,是最難募集的資本。
五、跨校推動研究創新與人才培育
聯盟成立後,持續推動多項核心工作:
- 跨校研究合作
- 產業技術交流
- 青年人才培育
- 前沿議題研討
- 學生與企業媒合
- 全國電磁領域資源整合
這些工作未必常上新聞,卻對一個領域的長期競爭力極為重要。
因為人才與社群若不持續培養,再強的產業也會逐漸空心化。
六、全面提升產學互動
我始終相信,台灣科技要持續領先,不能讓學界與產業各自運作。
學界若脫離現場需求,研究容易自我循環。
產業若缺乏學術支持,創新深度也會受限。
真正健康的模式,是雙向流動:
企業提出問題。
學界提供方法。
學生進入現場。
技術再回到研究。
聯盟最大的價值,正是在這種循環機制的建立。
七、十五年不間斷的堅持
自2011年至今,這項工作已持續十五年不間斷。
我很少把「持續」視為理所當然。
開始一件事,靠熱情。
持續十五年,靠的是責任感。
中間必然有困難:
經費壓力、行政協調、世代交替、景氣波動、疫情衝擊、參與者變動。
但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平台,正是在克服這些困難後,才顯出重量。
八、這比短期聲量更珍貴
現代社會重視即時成績與短期曝光。
但我愈來愈相信,真正改變國家能力的,常是這類長期而安靜的工程:
一群人持續合作,
一代代學生被培養,
產學彼此信任逐步累積,
領域能量慢慢增厚。
這些沒有喧嘩,卻最有力量。
九、我最欣慰的事
若問我這段工作最欣慰的是什麼?
不是誰稱讚我,
也不是聯盟名稱存在多久。
而是看到年輕學者開始接棒,學生走進產業,企業願意持續投入,跨校合作成為自然文化。
那表示這件事已不再依賴個人,而成為制度。
這才是真正成功。
十、寫在本章最後
回望人生,我愈來愈相信:
創造一家公司值得肯定,
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人才生態,更值得珍惜。
而我有幸,在人生後半段持續參與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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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IEEE Taipei Section Chair——在國際舞台守住台灣尊嚴
一、2007–2009 擔任 IEEE Taipei Section Chair
2007年至2009年,我擔任 IEEE Taipei Section Chair。
這項職務表面上是國際專業學會地方分會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卻處在專業與政治交界之處。
因為在國際組織中,名稱、代表權、組織定位與對外發聲空間,往往不只是行政問題,也涉及更深層的現實壓力。
我在任內深知,這份工作不只是辦活動、推會務,更關係台灣工程學界在國際社群中的尊嚴與位置。
二、面對一個中國壓力
那段期間,來自外部的政治壓力並非抽象存在。
有些要求以程序形式出現,
有些以名稱調整為名提出,
有些則以避免爭議作為理由。
若缺乏警覺,專業空間很容易在一次次退讓中被壓縮。
我選擇以理性、制度與章程據理維護應有地位,而非情緒化對抗。
因為我始終相信:
專業組織應以專業原則治理,
不應淪為政治延伸工具。
三、守住的是台灣學界發聲空間
我所堅持的,不只是字面名稱。
真正重要的是:
- 台灣學者能否自由參與國際社群
- 能否不受政治壓力發表意見
- 能否以專業身份被公平對待
若連工程學術社群都必須先接受政治審查,將是極大倒退。
因此,我認為這條界線必須守住。
四、2007–2009 的經驗給我的體悟
那段經歷讓我明白:
尊嚴不是別人施捨的,
而是自己穩穩守住的。
若自己都認為無所謂,外界通常更不會在意。
若你清楚底線在哪裡,別人才知道如何尊重你。
這個道理,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社群。
五、2011 年獲選 IEEE Fellow
在完成這段國際公共服務之後,我於2011年獲選為 IEEE Fellow。
這項榮譽在全球工程科技界具有高度代表性,象徵研究成果、學術影響力與專業貢獻獲得國際同儕高度肯定。
對我而言,它的意義不在頭銜,而在於:
來自台灣的研究者,
可以憑藉真正成果,被世界正式承認。
六、先做事,後得肯定
若以人生順序來看,我很珍惜這個安排。
我先承擔責任,
先在制度現場做事,
先守住原則與空間。
其後,才獲得 Fellow 榮譽。
這使榮譽不只是個人光環,而更像對長年工作的一種自然回應。
七、真正站得住腳的是能力與人格
我始終相信:
位置可能因制度而來,
名聲可能受時勢影響。
但真正能長久站得住腳的,仍是兩件事:
能力,與人格。
若只有能力而無原則,容易漂浮。
若只有立場而無實力,也難以持久。
人生若能兩者兼具,已屬難得。
八、寫在本章最後
回望這一章歲月,我最珍惜的並不是曾擔任何職、獲得何榮譽。
而是曾在國際舞台上,以平靜而堅定的方式,守住該守的事;也曾以研究成果,證明台灣人才足以被世界尊重。
這兩者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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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從公共事務到台大風暴——我為何再次站出來
——2016年返台大,一連串事件的開始
一、2016年政權改組,我隨董事長辭職
2016年,台灣政權更替,公共部門與相關法人機構也進入新階段。
當時我隨董事長一同辭去職務,結束在資策會的工作,回到熟悉的學術崗位,歸建台灣大學。
對我而言,那原本像是一種人生回歸。
多年來在政府、法人與產業界歷練之後,我重新回到校園,原以為往後歲月將以教學、研究與較平靜的校園生活為主。
我沒有預料到,真正更複雜的公共課題,正等待著我。
二、回到台大,面臨楊泮池論文事件
返校不久,我即面對台大校長楊泮池相關論文爭議事件。
那場事件牽涉的不只是單篇論文或單一研究問題,更觸及大學治理中極為敏感的核心:
- 學術倫理標準是否一致
- 校方處理程序是否具公信力
- 權責位置是否影響判斷
- 社會如何看待頂尖大學的自我要求
對一所大學而言,聲望固然重要;但聲望若與誠信衝突,最終必須選擇誠信。
這是我一向相信的原則。
三、我開始重新關注台大治理問題
這件事使我逐漸意識到:
台大所面臨的問題,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治理文化、制度信任與價值標準的綜合反映。
一所大學若只在平順時運作良好,並不足夠。
真正的考驗,是在爭議來臨時,是否仍能以一致標準處理問題。
也正因如此,我開始更密切關注校務發展與公共議題。
四、從論文事件到後來校長風暴
後來社會熟知的校長遴選風暴,並不是突然從天而降。
若把時間拉長來看,它其實發生在台大經歷信任受損、治理壓力與社會高度關注之後。
也就是說,後來的爭議,是前一階段問題尚未完全修復時,再次爆發的新衝突。
許多人只看到後段高潮,卻忽略前段鋪陳。
而我因身在其中,看得較清楚。
五、我為何無法置身事外
若我當時仍在校外,也許會保持距離。
但我已回到台大,重新成為校園一員,看見制度如何運作,也看見問題如何累積。
當你身在現場,沉默的感受與旁觀時完全不同。
你知道事情不是新聞標題那樣簡單,
也知道許多說法未必完整。
因此,我逐步走向發言與參與,並非衝動,而是長期觀察後的自然結果。
六、人生原想歸於平靜,卻再次進入風暴
回頭看,2016年本應是我人生較安靜的轉折年。
離開行政體系,回到校園,回到研究與學生身邊。
但命運有時如此安排:
當你以為可以退下時,責任卻在另一個地方等你。
而台大,正成為那個地方。
七、寫在本章最後(新增段落)
很多人以為,一個人站出來發言,是因為好鬥或好名。
我的情況恰恰相反。
我原本準備回歸平靜,卻在返校後接連看見校園面臨的深層問題。
若明知問題存在,仍選擇視而不見,我做不到。
於是,後來的風暴,也就成了人生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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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在風暴中心發言——我說了什麼,又為何而說
真正的風暴,往往不是從事件開始。
而是從有人開口之後開始。
當台大校長遴選爭議持續延燒時,社會上有許多聲音。有人激烈表態,有人冷眼旁觀,也有人選擇沉默。
我沒有選擇沉默。
不是因為我特別勇敢,
也不是因為我喜歡衝突。
而是因為當我看見許多說法與事實之間出現落差,看見制度問題被口號掩蓋時,我無法假裝那些問題不存在。
一、我發言的核心,不是人,而是制度
外界常把公共辯論簡化為支持誰、反對誰。
但我關切的重點,始終不是某一位個人。
我關切的是:
- 利益衝突是否被充分揭露
- 遴選程序是否符合應有標準
- 行政權介入是否具明確法律依據
- 大學自治是否被正確理解
- 社會是否接受雙重標準
若只把爭議理解成某人能否上任,問題就被縮小了。
真正重要的是:未來台灣的大學治理,要接受什麼標準。
二、我習慣從邏輯開始
多年研究訓練,使我看公共事件時,習慣先檢查論證是否成立。
若昨天說程序有重大瑕疵,今天卻說可以勉予同意,理由何在?
若某種利益關係足以否定甲案,為何在乙案卻變得無關緊要?
若強調依法行政,法律依據又是什麼?
這些提問在我看來再自然不過。
但在情緒高漲的政治環境中,理性提問常被視為挑戰立場。
三、我寫文章,也是在留下紀錄
我之所以持續發文,還有另一個原因:
我知道很多公共事件,當下眾聲喧嘩;數年之後,人們卻只記得模糊印象。
因此,我希望留下文字紀錄。
讓未來的人知道,當時並非只有單一敘事;也有人從法律、制度、治理與學術倫理角度提出不同觀點。
文字的價值,不只在當下影響輿論。
更在於替歷史保留另一種證詞。
四、被誤解是必然代價
一旦公開發言,就會被分類。
有人說我站在某一邊。
有人說我意有所圖。
有人說我只是反對誰。
也有人對我的語氣、身份與動機提出質疑。
這些我並不意外。
現代公共空間常如此:先判定你是誰,再決定是否聽你說什麼。
但我仍相信,時間會比情緒更公正。
五、我並非沒有自我反省
如今回看,我也承認自己並非沒有可修正之處。
有些文字若更精煉,效果或許更好。
有些語氣若更溫和,可能降低無謂對立。
有些批評若區分更細緻,也許更能讓人理解。
這些我願意承認。
但即使如此,我仍不後悔曾經發言。
因為表達方式可以修正,核心問題不能假裝不存在。
六、沉默者也有其理由
多年後,我對當時選擇沉默的人,也多了一些理解。
有人顧慮職務。
有人顧慮人際。
有人厭倦政治化環境。
也有人認為多說無益。
這些都是真實的人性。
因此,我不再輕易苛責沉默者。
只是我自己做不到。
七、我最在意的,是知識界的角色
一場大學爭議若只剩政治人物發言,而學界普遍沉默,那是值得警惕的現象。
因為大學存在的意義之一,正是提供社會理性判斷與獨立思考的資源。
若連知識界都害怕複雜問題,只剩順風發言,那麼社會將更難成熟。
我之所以說話,某種程度上,也是出於這份期待。
八、風暴中心的孤獨
外界看公開發言者,常以為其聲量很大。
但實際上,站在風暴中心常是孤獨的。
你知道很多人私下認同,卻不會公開支持。
你知道有人理解問題,卻選擇保持距離。
你也知道,最後承擔名字的人,是你自己。
這種孤獨,我並不陌生。
但若事情總需要有人說第一句話,那孤獨也值得承受。
九、若再來一次,我會怎麼做
若時光倒流,我仍會發言。
但我會更注意三件事:
- 讓論點與情緒切割得更清楚
- 把事實基礎整理得更完整
- 把對制度的批評與對個人的評價分開
這是歲月帶來的修正,不是立場的放棄。
十、寫在本章最後
回望那段風暴,我逐漸明白:
說話不一定改變結果,
沉默卻一定放棄影響結果的可能。
我並不認為自己扭轉了什麼。
但我至少留下了聲音,留下了提問,也留下了一個人對制度誠實的嘗試。
而這,也許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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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院、政府與大學——我所看見的制度失靈
一個社會真正的問題,往往不是某個人做錯事。
而是當制度出現問題時,竟沒有制度能夠修正它。
台大校長風暴之所以引起我長期關注,原因正在此。
它表面上是校長遴選爭議,實際上卻讓人看見:
政府如何行使權力,
大學如何面對自治,
法院如何處理爭端,
以及三者之間是否仍有清楚界線。
當這些界線模糊時,受損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社會對制度的信任。
一、政府的矛盾訊號
事件過程中,最令社會困惑的現象之一,是行政立場前後變化。
一開始態度強硬,
其後要求重啟程序,
再之後又出現折衷處理,
最後形成另一種結果。
政府當然可以依法重新判斷,也可能因新事證調整立場。
問題不在改變本身。
問題在於:
理由是否充分說明?
標準是否一致?
程序是否透明?
社會能否理解其法理基礎?
若沒有這些支撐,外界自然會把轉折理解為政治算計,而非依法行政。
二、大學自治的誤解與濫用
「大學自治」常被視為神聖原則,我也認同其重要性。
沒有自治,大學難有真正學術自由。
沒有獨立空間,大學容易淪為行政附庸。
但自治從來不是免責權。
自治並不表示程序可忽略。
自治並不表示利益衝突可淡化。
自治也不表示校內決定天然高於所有外部法規範。
真正成熟的大學自治,是在自主與自律之間取得平衡。
若只有自主,沒有自律,自治終將失去社會支持。
三、法院的遲來正義
我長期觀察後,最深的感慨之一,是司法時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落差。
當爭議最激烈、最需要明確裁判時,程序往往漫長。
等到政治情勢改變、任期接近尾聲,判決才姍姍來遲。
法律人常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這句話雖未必絕對,但確有其真實性。
因為某些案件的價值,不只在結果,更在及時提供社會清楚規則。
若裁判過晚,即使形式上完成審理,也難回應當時最核心的公共需求。
四、程序正義為何重要
很多人覺得程序只是法律人的技術語言。
其實程序的功能很樸素:
讓權力受到約束,
讓標準可以預測,
讓不同立場的人仍願接受結果。
若沒有程序,即使結果剛好符合你喜歡的一方,明天也可能被同樣方式傷害。
因此,我始終重視程序,不是因為形式主義,而是因為它保護所有人。
五、知識界的沉默問題
在這場事件中,我也看到另一種制度失靈:
本應最擅長理性討論的知識界,往往聲音有限。
有些人私下評論犀利,公開卻沉默。
有些人明知論點薄弱,仍因立場而附和。
有些人只在安全時發言。
我並非苛責個人選擇,而是感到惋惜。
因為社會需要知識界的地方,正是在複雜與高壓時刻。
六、沒有單一壞人,卻有整體失能
多年後回頭看,我不認為事件能簡化成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很多參與者也許都有其理由,
很多決策者也許都自認為公共利益行事。
但制度失靈常是如此:
每個環節都覺得自己只是局部妥協,
最後整體卻失去方向。
這比單一惡意更常見,也更難處理。
七、我從中學到的事
這段經歷讓我更相信三件事:
第一,制度設計比個人好惡更重要。
第二,權力必須被要求說明理由。
第三,沉默的代價常在多年後才顯現。
一個社會若總期待靠好人執政、靠賢者自律,而忽略制度建設,終究脆弱。
八、若我是年輕學者,我會記住什麼
若今天有年輕人問我,從這場事件能學到什麼?
我會說:
不要只研究專業,也要理解制度。
不要只追求成績,也要珍惜誠信。
不要只看勝負,也要看規則如何被建立。
因為你未來所在的任何組織,都逃不開這些問題。
九、這不是悲觀,而是成熟
有人說,看見制度問題會讓人失望。
我反而認為,願意正視問題,是成熟的開始。
天真的樂觀,無法修補任何事。
清醒的理解,才可能帶來改進。
因此,我寫下這些,不是為了抱怨,而是為了留下可供反省的經驗。
十、寫在本章最後
回望這場風暴,我最深的感受不是憤怒,而是提醒。
法院、政府與大學,都是社會珍貴機構。
正因珍貴,才更需要被要求做到更好。
若我們因失望而放棄要求,它們只會更弱。
若我們因珍惜而持續監督,它們才可能更好。
而我願意留下這些文字,正是出於這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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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名聲、孤獨與代價——一個發言者的晚年自白
人到晚年,終究會明白一件事:
外界談論你的聲音,
遠比真正理解你的人多。
年輕時不懂這句話。
那時以為,只要努力工作、誠實做人、把事情做好,時間自然會給出公正答案。
後來才知道,人生並不如此簡單。
有人因成就記得你,
有人因立場反對你,
有人因片段印象評論你,
更多人,其實從未真正認識你。
而這,大概就是人生常態。
一、名聲是一種借來的東西
我年輕時努力求學,中年時投入研究、教學與公共服務,後來也得到一些榮譽與位置。
外界看來,這些叫做名聲。
但走到今日,我更願意把它理解成:
社會暫時借給你的一束光。
它會來,也會走。
它有時真實,有時失真。
它能帶來方便,也可能帶來誤解。
若把名聲當成自己,便容易迷失。
因為那束光移開時,你若只剩空殼,人生就會很冷清。
二、真正陪伴人的,是能力與品格
歲月讓我相信,真正能陪伴一個人到最後的,不是頭銜,而是兩樣東西:
能力,與品格。
能力讓你在世界上有位置。
品格讓你在自己心中有位置。
前者使人被看見,
後者使人站得住。
若只有前者,人生常外強中乾。
若只有後者,雖未必耀眼,卻能安穩。
我一生努力,無非希望兩者都不要辜負。
三、孤獨是選擇後的自然結果
公開發言的人,常會面對孤獨。
因為你說出不同意見時,許多人會退後一步。
有人怕被連累,
有人不願捲入,
有人私下支持,公開沉默。
這些我都理解。
因此,我從不把孤獨看成懲罰。
它常只是選擇後的自然結果。
若你想保持完全安全,就不可能說太多真話。
若你願意說真話,就要接受某些距離感。
這是成年人應懂的交換。
四、誤解比批評更難承受
批評其實不可怕。
有理的批評,可以讓人反省。
無理的批評,多半會隨時間消散。
真正難承受的,是誤解。
明明關心制度,被說成意氣之爭。
明明出於原則,被說成另有所圖。
明明是複雜思考,被簡化成陣營表態。
這些時刻,人難免感到疲憊。
但後來我也學會,誤解往往不是因你表達失敗,而是世界本就偏好簡單故事。
五、晚年最大的自由
年輕時追求成功,
中年時追求責任,
到了晚年,我逐漸珍惜另一種自由:
不必討好誰的自由。
不必迎合潮流的自由。
可以承認錯誤的自由。
也可以平靜堅持的自由。
這種自由,不是別人給的。
它來自你曾努力過,也曾失去過,最後知道哪些東西值得留,哪些不必再背負。
六、我也檢討過自己
若說人生沒有遺憾,那是假話。
有些話若說得更柔和,也許更能被聽見。
有些判斷若再多等待,也許更周全。
有些關係若多些體諒,也許不致疏遠。
我並不把自己想成永遠正確的人。
但我至少盡力誠實。
這份誠實,也包括承認自己的不足。
七、最珍貴的不是勝負
走過這麼多年,我愈來愈不在意誰贏了哪場爭論。
因為多數爭論終究會被新事件覆蓋。
真正留下的,是你在那些時刻成為了什麼樣的人。
你是否因利益而沉默。
是否因壓力而轉向。
是否在無人喝采時仍守原則。
是否在犯錯後願意修正。
這些,比勝負長久得多。
八、學生與後輩給我的安慰
若問我晚年最大的安慰是什麼,不是外界評價。
而是看到學生在各地成長,看到後輩超越前輩,看到台灣仍有年輕人願意做研究、做工程、做艱難但有價值的事。
一代人若能讓下一代站得更高,人生就沒有白費。
九、若人生重來一次
若人生能重來,我未必每一步都走得一樣。
但有幾件事,我想仍會如此:
努力讀書。
認真做研究。
願意承擔公共責任。
在關鍵時刻說該說的話。
因為那些決定雖帶來代價,也構成了我自己。
十、寫在本章最後
如今我更明白:
名聲終會淡去,
爭議終會過去,
掌聲與噓聲都會散場。
最後留下的,是你能否安靜地對自己說:
這一生,我盡力了。
有些地方跌倒過,
有些地方固執過,
但在重要時刻,我沒有背離自己。
若能如此,便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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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回到起點——台南少年、台大教授,與未竟的台灣
人走得愈遠,愈常回頭。
年輕時總以為人生是向前奔跑:
考試、升學、研究、競爭、成就、責任。
一路往前,彷彿只要速度夠快,就能抵達答案。
直到年歲漸長,才明白:
人生真正重要的問題,往往要回頭看,才看得清楚。
而我回頭所看見的,常是一個台南少年。
一、從台南出發
我出生於台南。
那是一座有歷史感的城市,也是一座讓人早早懂得樸實與韌性的城市。
我成長的年代,台灣仍在艱難中向上。資源有限,但人心有一股不服輸的力量。
家庭與學校給我的教育很直接:
讀書要認真,做人要正直,答應的事要做到。
這些話語沒有華麗包裝,卻支撐了我往後數十年的人生。
二、讀書改變命運,也塑造性格
1975年,我自台南一中畢業,進入台大電機系。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考上大學是人生目標;對我而言,那只是起點。
進入台大後,我看到更廣大的世界,也遇見更多優秀同儕。
那段歲月讓我明白:
天分重要,
但紀律更重要;
聰明重要,
但持久更重要。
後來無論做研究、帶學生或處理公共事務,我都仍相信這個道理。
三、台大給了我舞台,我也把人生給了台大
1979年自電機系畢業後,我繼續深造,留在台大任教、研究、培養學生。
多年來,我的生命與台大緊密交織。
在這裡,我從青年學者成長為教授;
在這裡,我建立研究團隊;
在這裡,我看見一代代學生走向世界。
大學對我而言,從不是單純工作場所。
它是一種文明承諾:
相信知識能改善社會,
相信誠實思考有其價值,
相信年輕人值得被栽培。
四、走向世界,又回到台灣
我曾赴海外學習,也與國際學界長期交流。
這些經驗讓我看到世界標準,也看到台灣的潛力與限制。
台灣人才並不差。
我們缺少的,常不是能力,而是制度耐心、長期眼光與彼此信任。
很多時候,我們太急於內耗,太快否定自己,也太習慣短線思維。
這些年來,我愈來愈覺得,台灣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聰明人,而是更多願意做長期工程的人。
五、我所經歷的台灣
我經歷過台灣快速成長的年代,也經歷過轉型焦慮的年代。
看過產業崛起,
看過政治開放,
看過教育普及,
也看過社會對立與信任流失。
若問我對台灣最深的感情是什麼?
不是盲目樂觀,
也不是失望悲觀。
而是一種帶著焦慮的熱愛。
因為在乎,所以批評。
因為珍惜,所以不願放棄。
六、未竟的台灣
我常想,台灣還有許多未完成的功課。
我們需要更尊重專業的公共文化。
需要更成熟的制度治理。
需要更能鼓勵創新的教育環境。
需要讓年輕人看見希望,而非只看見房價與焦慮。
也需要在世界壓力下,保有自信與節制。
這些事,不會靠一位領袖完成,也不會靠一次選舉解決。
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續接力。
七、我自己的未竟之事
至於我個人,也有未竟之事。
還有想寫下的經驗,
還有想鼓勵的學生,
還有想提醒社會的話,
還有對台大與台灣未曾放下的期待。
人到了某個年紀,會知道自己不可能完成所有事。
但只要仍願意把火炬往前遞,就已足夠。
八、若有人問我這一生值不值得
若有人問我,這一生值不值得?
我會說,值得。
我曾努力讀書,
曾專心研究,
曾培養學生,
曾參與公共事務,
也曾在爭議中守住自己相信的原則。
並非毫無遺憾,
也非事事成功。
但整體而言,我對得起曾經那個從台南出發的少年。
九、寫給年輕人的一句話
若要留一句話給後來者,我想說:
不要太早向現實投降。
這世界確有侷限,
制度確有缺陷,
人生確有不公平。
但一個人若仍願意持續學習、保持誠實、累積能力、在關鍵時刻守住底線,路終究會慢慢打開。
十、寫在全書最後
如今我回望來路,看到少年、學生、教授、主管、批評者、長者——那許多不同時期的自己。
他們彼此未必完全一致,卻由同一條線串起:
認真做事,誠實做人,不向內心說謊。
若這本書能留下任何意義,我希望不是證明我做過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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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我仍相信台灣
寫完這本書時,我已走過人生大半路程。
年少時,我相信努力會有回報。
中年時,我相信制度可以改善。
晚年時,我知道世界並不總是如此理想。
努力未必立刻被看見。
制度未必總是公平。
真話未必受歡迎。
善意也未必被理解。
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相信台灣。
我相信這塊土地,因為我看過它如何從困難中站起來。
我看過資源有限的年代,人們仍努力讀書、工作、養家、向上。
我看過許多家庭傾盡所有,只為讓下一代多一點機會。
我看過工程師日夜投入,研究者默默耕耘,老師在教室裡點燃學生的眼睛。
我也看過爭吵、對立、短視與失望。
但一個社會的價值,不在於它沒有缺點,而在於它是否仍有人願意修補缺點。
只要仍有人在乎公平,
仍有人尊重專業,
仍有人願意說真話,
仍有人願意栽培下一代,
這個地方就仍有希望。
我寫下這本書,不是為了替自己立傳。
人生終究會過去,名聲也終會淡去。
我只是想留下些經驗,讓後來的人知道:
在複雜世界裡,仍可以正直;
在喧囂時代裡,仍可以思考;
在壓力之下,仍可以守住分寸與尊嚴。
若有人讀完這本書後,更願意認真做事、誠實做人、珍惜台灣,那麼這些文字就沒有白寫。
至於我自己——
走到今日,仍有遺憾,也有感謝。
但若問我,此生是否後悔生在這裡、活在這裡、為這裡努力過?
我的答案是:
不後悔。
而且,我仍相信台灣。
附錄
作者重要經歷年表
- 1975 南一中畢業
- 1979 台大電機系第一名畢業
- 1982 直攻博士完成
- 1986 IBM Fishkill 研究
- 1990–1997 四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 1998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主任
- 2002–2004 國科會企劃處處長
- 2007–2009 IEEE Taipei Section Chair
- 2011 獲 IEEE Fellow
- 2012 資策會執行長
- 2016 歸建台大
出版社最在意的兩件事(提醒)
1. 作者照片
建議準備:
- 正式西裝照一張(封底)
- 書房生活照一張(宣傳)
2. 作者一句話
建議版本:
«我一生努力追求的不只是成就,而是對得起自己。»
媒體專訪稿(正式版)
標題
吳瑞北:走過風暴之後,我仍相信台灣
副標
從台南少年、台大第一名,到國際學者、科技治理者,再到晚年站上公共風暴第一線——一位知識份子的沉思與自白。
Q1:為什麼現在想出版《沉默與風骨》?
人生走到這個階段,很多事情逐漸看得比較清楚。
年輕時忙著向前走,忙著求學、研究、工作、承擔責任,很少停下來整理來路。
現在回頭看,我經歷的不只是個人的人生歷程,也恰好跨越了台灣幾個重要時代轉折:教育擴張、科技起飛、產業升級、政治轉型,以及高等教育與公共治理的各種挑戰。
我想把這些經驗留下來。
不是替自己立傳,而是給後來的人一點參考。
Q2:書名為什麼叫《沉默與風骨》?
因為人生常在兩者之間拉扯。
很多時候,沉默是容易的。
說話是有代價的。
但人也不能逢事都衝撞。成熟的人知道何時沉默、何時開口。
至於風骨,我認為不是姿態,而是當利益、壓力、孤獨同時出現時,你仍能守住一些原則。
我一生未必做得完美,但至少努力朝這方向走。
Q3:您的人生經歷橫跨學界、政府與產業,最核心的能力是什麼?
我認為是把複雜問題講清楚、做紮實。
做研究如此,做政策如此,推動產業也是如此。
很多事情失敗,不是因為沒人才,而是因為概念模糊、執行鬆散、責任不清。
台灣其實不缺聰明人。
我們更需要長期做事的人。
Q4:您曾獲國際學術肯定,也擔任重要公職,最自豪的是哪一段?
坦白說,現在回頭看,我對頭銜沒有太大感覺。
真正讓我欣慰的是三件事:
第一,做出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
第二,培養學生走向世界。
第三,在某些重要位置上,沒有辜負責任。
這三件事,比任何名片上的職稱都真實。
Q5:外界最關注的,是您晚年投入公共議題,甚至身處爭議中心。為什麼還願意站出來?
因為到了某個年紀,你會知道名聲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如果一個人已有完整職涯、已有該有的榮譽,卻在最需要說話時選擇沉默,那前面的成就有時會變得很薄。
我不是喜歡爭議。
我只是覺得,在制度、教育與公共原則被模糊時,知識份子不應完全缺席。
Q6:您後悔曾公開發言嗎?
不後悔。
但我會承認,有些話可以說得更周延,有些語氣可以更柔和。
年輕時以為對就夠了。
年長後知道,對的事也需要好的方法。
這是歲月教我的事。
Q7:您如何看待台灣今天最大的挑戰?
我認為不是單一政治人物,也不是單一產業問題。
而是:
- 社會信任不足
- 短期思維過強
- 對專業尊重不夠
- 年輕人對未來缺乏確定感
這些問題若不處理,再多口號也無法解決根本焦慮。
Q8:那您為什麼在書末說「我仍相信台灣」?
因為我看過台灣最困難的年代,也看過台灣如何站起來。
這個社會有缺點,當然很多。
但它也有韌性、勤奮、善良,以及一群默默做事的人。
一個地方是否值得相信,不是看它完不完美,而是看它還有沒有人願意把事情做好。
我仍看見這些人。
所以我仍相信台灣。
Q9:如果只留一句話給年輕世代,您會說什麼?
不要太早向現實投降。
現實有侷限,制度有缺陷,人生有不公平。
但只要持續學習、累積能力、守住誠實,很多路會慢慢打開。
不要因一時環境,過早放棄自己。
Q10:您希望讀者讀完這本書記得什麼?
不是記得我做過多少事。
而是記得:
人在喧囂時代裡,仍可以保持理性。
在壓力之下,仍可以守住分寸。
在漫長人生裡,仍可以對自己誠實。
若讀者記得這些,就夠了。
媒體摘句(金句版)
- 名聲是一時的,風骨是留下來的。
- 成就讓人被看見,品格讓人站得住。
- 對的事,也需要好的方法。
- 不要太早向現實投降。
- 我仍相信台灣,因為仍有人默默做事。
宣傳建議(非常有效)
上市首波主軸:
一位台大名教授的晚年真心話
一位科技菁英的台灣告白
走過風暴之後,他仍相信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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